邱焕星 ｜ “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摘  要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作者简介

邱焕星，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目  录

一、《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与“思想革命鲁迅”

二、《鲁迅在广东》与“国民革命鲁迅”

三、《鲁迅论》与“革命同路人鲁迅”

四、《转变后的鲁迅》与“共产革命鲁迅”

五、“一身四面”：永远革命与联合战线

同时代人的鲁迅评论汇编集，在其生前有四本，分别是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未名社1926年7月出版）、钟敬文编的《鲁迅在广东》（北新书局1927年7月出版）、李何林编的《鲁迅论》（北新书局1930年4月出版）、黎炎光编的《转变后的鲁迅》（北平东方书店1931年1月出版） 。但是对这些鲁迅论集一向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目前可见顾农的《最早的鲁迅研究资料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新文学史料》 2006年第1期）、笔者的《自我历史的遮蔽与重叙——鲁迅为何否定〈鲁迅在广东〉》（《鲁迅研究月刊》 2014年第7期）、姬学友的《论李何林先生的编辑思想——以〈中国文艺论战〉和〈鲁迅论〉为例》（《鲁迅研究月刊》 2010年第4期）等为数不多的论文。

推究问题的根源，应该和大家普遍将其视为客观中性的“研究资料集”有关，但实际上，这些鲁迅论集都有其特定的编选目的，编者试图以此来呈现他们所推崇的鲁迅“精神”“新的评价”“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也正因此，它们都在回应自己的时代难题和回答“鲁迅是谁”时，建构起了自己特定的鲁迅形象，进而在前后的对话中形成了一个关于鲁迅形象的变迁谱系。不过它们并非鲁迅一生的全部形象，如果仔细看这些鲁迅论集所关涉的文章，会发现集中于1923—1930年这个大革命时期，所以本文拟以这四个鲁迅时论集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它们编纂的动因、策略和内容，来考察鲁迅形象变迁背后的大革命时代的知识阶级命运，进而探究鲁迅形象多元一体的根源。

一、《关于鲁迅及其著作》

与“思想革命鲁迅”

作为第一本鲁迅时论集，1926年出版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一是五篇关于鲁迅的总体评论，其中两篇访问记（曙天女士、马珏），两篇总评（张定璜、尚钺），一篇批评（陈源）；二是七篇关于鲁迅小说的评论，其中六篇针对《呐喊》，一篇关于《示众》；三是两篇鲁迅自身的资料，即《鲁迅自叙传略》和《鲁迅先生撰译书录》。虽然此书是台静农所编，但实则是同人集体努力的结果，譬如韦素园就曾给鲁迅去信告知编书一事，并提及自己也想写一篇关于鲁迅小说的评论，不过他后来并未写成，而许广平也特意为此书编写了《鲁迅先生撰译书录》。至于鲁迅本人也有深度参与，他不但做了审阅校对，南下后还多次宣传销售此书。显然，《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是未名社推介鲁迅的一个重要举措，但在应该呈现何种鲁迅形象和精神理念上，鲁迅和台静农的意见并不相同，而台静农也确实在序言中提到了“鲁迅先生自己的意见”：

有一两篇文字，在我个人是觉得并非无意义的；还有国外的人，如法国罗曼·罗兰对于法文译本《阿Q正传》的评语，和这一篇的俄文译者王希礼君致曹靖华君的信，日本清水安三《支那的新人及黎明运动》中关于他的记载，以及最近美国巴特勒特去访问他时的重要的谈话，本来都拟加入，后来却依了鲁迅先生自己的意见，一概中止了，但反而加添了一篇陈源教授的信。

鲁迅的这些意见，表面上看是他不愿拉外国的大旗来鼓吹自己，但实则是反对台静农在编选时过于偏重小说评论，而试图增加杂文批评，也正因此，《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实际是台静农和鲁迅两种观念的混合，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关系。

先来看台静农的观念，他明显更看重作为小说家的鲁迅。首先，论集的第一篇《鲁迅自叙传略》，核心就是讲述鲁迅自己弃医从文、写小说、出版《呐喊》的经历；其次，曙天女士和马珏的两篇鲁迅印象记，也都强调“在所看的这些小说里，最爱的，就是鲁迅先生所作的了”；第三，张定璜和尚钺同题的《鲁迅先生》也都是关于鲁迅小说，尤其是《呐喊》的评论；第四，论集的核心显然是七篇小说评论，并没有选择《热风》《华盖集》的杂文。

总的来看，台静农编选的这些文章核心理念有三点：一是强调鲁迅先生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开拓者”，“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给我们划了一个新时代”，实际上，台静农想选而鲁迅不让选的外国评论其评价更高，王希礼称鲁迅是“国民作家”，“他不只是一个中国的作家，他是一个世界的作家”，清水安三也认为鲁迅是“五四以来现代中国小说家的第一人”；二是突出《呐喊》的巨大反响，渲染“ 《呐喊》出版之后，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人人谈的总是它”，“在饭馆里，面包店里，都听到恭维《呐喊》的声音”，“鲁迅先生的《呐喊》，读了一遍，又读一遍，还想再读一遍，实在我对于近人的小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三是指出了鲁迅小说的特色，譬如内容方面重视“旧中国的灰色人生的写照”尤其是“阿Q相”的刻画，艺术方面“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其手法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以及“ （一）讽刺性质（二）地方色彩”，等等。

可以看出，台静农是在五四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中理解的鲁迅，他深受《〈呐喊〉自序》的影响，重视鲁迅“铁屋子的‘呐喊’的工作”，“想提倡文艺来救世，刷新国人的精神”，所以他选择的基本都是1923—1925年间的鲁迅评论。但是，此时的鲁迅观念其实已经产生了重大变化，他发现后五四社会陷入了复古倒退的状态，而其根源是“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因而他联合高长虹、尚钺等狂飙成员和韦素园、台静农等安徽作家，在1925年创办了《莽原》，成立了未名社，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整理国故”和“崇拜创作”的英美派新知识阶级，试图回到“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

不过，这实际是一场以复古为新变的新思想革命，随着批判对象从旧派转向了新派，鲁迅开始放弃诗和小说，转向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因而他提出要掷去学者和文学家的称号，想要化为泼皮相骂相打。此时的鲁迅，走出了五四思想革命的国民性批判，开始积极参与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等现代评论派展开论战，逐渐成为一个后五四时代“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评家”。除了自己转变之外，鲁迅还鼓励青年人张开骂人的嘴，他批评《莽原》来稿小说多议论少，最终就形成了骂之为战的新风格，而鲁迅也开始被称为“思想界的权威者”和“青年叛徒的领袖”。

陈源对此展开了激烈的反击，他在给徐志摩的信中讽刺鲁迅具有“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喜欢“放冷箭”“散布流言”“无故骂人”，同时抨击“他们的喽啰也实在多”，“他们有的是欢迎谩骂的报纸”，所以“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的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这才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中国的思想界也就可想而知了”。而鲁迅则报以更为激烈的反击，他不但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口号，而且积极介入《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的编选，试图在五四思想革命和小说启蒙的基础上，加入后五四思想革命和杂文批评的新理念。

正是受到了鲁迅这些观念的影响，台静农在编选中加入了陈源的批评文章和林语堂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并且在《序言》的最后强调：

最使我高兴的，是陈源教授骂鲁迅先生的那种“他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的精神。我觉得，在现在的专爱微温，敷衍，中和，回旋，不想急进的中国人中，这种精神是必须的，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我们只要一读《呐喊》和以后的其他作品，就可以看出作者也曾将这种精神不独用在《热风》和《华盖集》的一些短文里，小说中尤其表现得清楚。每个人物，在他的腕下，整个的原形就显现了，丝毫遮掩不住自己。我爱这种精神，这也是我集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二、《鲁迅在广东》

与“国民革命鲁迅”

1927年初，受到台静农启发的钟敬文收集清党前广州各界关于鲁迅的12篇评论作为正文，以及鲁迅热烈支持革命的1篇文章和3篇演讲作为“附录”，编成了《鲁迅在广东》一书。不过，钟敬文的鲁迅着眼点与台静农的大不相同，“与其说在文艺上，毋宁说在激进的思想和不屈的态度上”，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变化，是因为此时的他正倾向于国民革命： “1926年10月初，钟敬文、刘谦初、杨成志等岭南大学同事邀约了挚友董秋斯、蔡咏棠等发起建立了革命文学团体‘倾盖社’，创办了《倾盖周刊》，由钟敬文任主编，主要是汇集社员作品在广州市党部国民党左派所主办的《国民新闻》报副刊栏内刊出。”据钟敬文介绍：

《国民新闻》是当时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机关报，首要负责人是甘乃光。他是当地岭南大学出身，原为廖仲恺活着时候所提拔的青年干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委员兼部长），他当时政治上已经右倾但仍伪装进步，自称左派。他成立了一个团体叫L.Y.（“左派青年”）……该报副刊，原名《国花》，记得鲁迅到广州后才改名《新时代》。它的编者叫梁式（笔名尸一），也是岭南大学出身，当时除担任该报编辑外，还在黄埔军校教书。

鲁迅刚到广州，甘乃光就指派梁式为专员，让其邀请鲁迅写稿，为此梁式和钟敬文一同前往中大邀约鲁迅，并咨询《国花》改名《新时代》的意见，鲁迅表态“说很好”，“《新时代》第一期第一篇文字是姜仇的《拆穿象牙之塔》，甚至有人误为鲁迅所写的”。而“鲁迅到广州后，欢迎和介绍鲁迅的文章有好些是发表在《新时代》上的（后来大都入《鲁迅在广东》一书中）。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讲演词《老调子已经唱完》，记得也是刊载在那上面”，除此之外，《鲁迅在广东》收录的其他文章也都发在甘乃光主导的国民党机关刊物，以及与钟敬文有密切合作关系的中共刊物上。

显然，《鲁迅在广东》的编选背后有着强烈的国民党左派色彩，而其出版更是基于清党的大背景：

因为我编辑这个集子，是在那一年的四五月间。当时正是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时候，而文集里所收的有些文章，那刊载处是被认为“违禁”的（如《少年先锋》《做什么？》等），为了使那个集子能够安然出版和流传，我就把刊载处一律去掉了。

此时的钟敬文一方已经随着清党而失势，“报社社长由甘乃光换为极右的曾养甫，《新时代》编者梁式换了共产党叛徒孔某，连《新时代》这个名称，也被改换成《新出路》了。它完全变成国民党极右派反革命的传声筒了”。在这种情况下，钟敬文编选出版的《鲁迅在广东》自然就成了一本“应时的书”，梁式基于当时政治情况的晦暗不明，“劝他不要出版得那么早，他却不管，剪贴一完，便付排印”。显然，钟敬文急于借助初到广东的鲁迅言论，来表达他对清党之前的“国民革命”理念的坚守，由此建构出了一个“国民革命鲁迅”的新形象。而从《鲁迅在广东》与《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首先是关于鲁迅的核心定位，出现了从“文学家”到“时代的战士”的变化。南方革命阵营强调“我们也不以他曾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叛徒的领袖’而才表示欢迎”，“在这里的鲁迅先生，是以战士身而显现了”。梁式在文章里总结了国民革命策源地赋予鲁迅的任务： “青年又有种种的希望，希望他能和他们谈天，说笑话，演讲，骂，呐喊，做文章，进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入研究室，上群众大会场的高台等等。”而钟敬文附录的鲁迅演讲就是明证，他号召广东青年“抛弃了老调子”（《老调子已经唱完》），“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鲁迅先生的演说》），强调“革命无止境”（《黄花节杂感》），“青年们要读书不忘革命”（《读书与革命》）。

其次是关于思想革命的理解，出现了从“反对旧时代”到“希望新时代”的变化。虽然广东革命者“觉得鲁迅之所以值得我们青年的欢迎，是他在‘思想革命’这项工作上的努力”，但他们认为仅仅是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还不够，“有人拿他自己的尺去量鲁迅，说他没有喊过什么口号，没有发表过板起脸孔的政治论文，就说他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鲁迅的革命角色被赋予了新的期待：“鲁迅终是向前的。他和我们一样，是二十世纪时代的人。他不但在卢骚、孟德斯鸠之后，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之后；不但在法国革命之后，并且在俄国革命之后。在这个新时代的巨潮中，他自己是受着震荡的。所以他不但在消极方面反对旧时代，同时在积极方面希望着一个新时代。”

第三是关于新时代文艺的理解，出现了从“小说”到“杂文”的变化。在广东革命青年看来，“使我们最难忘的”是《热风》和《华盖集》中的“杂感短文”，因为“他的小说表现的是他对于现在的悲观，而论文所表现的却是他对于现在的不满和对于将来的希望”，所以“他的作品对于革命的文化运动上的贡献，我们可以说，论文实在比小说来得大”。而基于革命的视角，鲁迅小说也得到了新的解读，他们认为《阿Q正传》 “讽刺阿Q所处的那个环境，阿Q不过是这环境所造成的一个畸形傀儡”，“因为恨毒中国的上流社会，恨毒极了，时常有愚弄他们的暗示”，所以阿Q实际具有潜在的革命性。

不难看出，《鲁迅在广东》是“站在革命的观点上来观察一切，批评一切”，因而就激活了鲁迅的政治革命因素，将其从一个思想革命领域的小说家，成功提升为代表国民革命时代的战士形象。但是，清党之后对国民革命幻灭的鲁迅却非常反对此书的出版，在他看来，《鲁迅在广东》的“稿子没有看”，并不符合自己的真实意图，更关键的是，“这些议论是一时的，彼一时，此一时，现在很两样”，所以“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为此鲁迅要求出版商李小峰将书中他的演说和文章统统都删掉。

显然，鲁迅认为存在着“两个鲁迅”形象，并且因为清党的出现，他对国民革命的前后看法已经迥然不同。而在发现这书的销量很好之后，鲁迅意识到需要向公众重新解释自己南下革命的过程和目的，为此他撰写了《通信（致李小峰）》《答有恒先生》《怎么写》《在钟楼上》《通信（复Y先生）》等一系列文章，一方面批判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退化变质，另一方面重叙自己的赴粤史，建构出了一个“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的“被动革命鲁迅”，从而消解了《鲁迅在广东》中的那个单一的、积极的“国民革命鲁迅”形象。

三、《鲁迅论》

与“革命同路人鲁迅”

1928年夏天，参加南昌起义失败而回家乡霍邱暴动的李何林，在安徽政府通缉下来到未名社，找到李霁野和韦丛芜等同学以寻求避难之所，据他自述，由于“在未名社一年期内，正值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时期；这个门市部和上海进步书刊出版社建立了互售书刊的关系，我得以阅读有关革命文学论争的各方面的文章，就在1929年编了一本《中国文艺论战》，不久又编了一本《鲁迅论》，开始用‘李何林’笔名。1930年这两本书在上海北新书局先后出版了”。李何林特别强调了《鲁迅论》和此前两本鲁迅论集的关系和差异：

虽然已经有台静农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和钟敬文的《鲁迅在广东》；但后者限于一时一地，前者所收集的又仅到一九二六年为止（即一九二六年以前的也不完全）。里面也都不全是理论的批评的文字，而夹杂些记游式的访问文章。并且自从近两年来所谓“革命文学”喊出来以后，对于鲁迅及其著作似乎已经又有新的评价，又有很多站在另一观点上而作的批评的文字发表了。

关于编选《鲁迅论》的目的，作为未名社准成员和共产党员的李何林有着自己的特殊意图。

首先，基于其未名社准成员的身份，李何林保留了台静农选本的绝大多数（仅删掉两篇访问记），这些文章除了成仿吾和陈源是否定鲁迅外，其他都是肯定的，而“1927年以前，即1923年到1926年，在文艺思想界，是由‘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为社会而艺术’和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论争时期转向文艺‘为革命’的时期。鲁迅是主张文艺为人生为社会，反对‘为艺术’的”。《鲁迅论》的这一部分，显然是李何林试图将鲁迅塑造为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代表。

其次，基于其共产党员的身份，李何林删掉了《鲁迅在广东》中那些具有明显国民党左派立场的文章，只保留了与鲁迅有密切关系的黎锦明、王任叔、景宋的文章，以及共产党员刘一声的《第三样世界的创造》。这些文章的共性，是强调鲁迅是“有革命性的人”，是“革命的源泉”，而“当时在广东团区委宣传部工作”的“一声的这篇文章和以上十三篇比，有一些新的内容：他‘站在革命的观点上’来评论鲁迅，就是把鲁迅所‘努力’的‘思想革命’工作摆在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上来评价”。显然，《鲁迅论》的这部分试图淡化“国民革命鲁迅”形象，强调他亲革命尤其是亲共产革命的进步立场。

第三，李何林编选《鲁迅论》的最大目的，其实是反击革命文学论战中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批评，重新定位鲁迅。在其新选的钱杏邨的文章中，钱杏邨认为“鲁迅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时早已死去了”，“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甚至“重要的是他的翻译而不是创作”。作为反击，李何林选择了语丝派的文章，认为“钱先生所见的农民只是钱先生附近（？）的农民，两湖的农民”，实际上北方农民还很幼稚，“更没有‘革命性’”，因而“阿Q时代还没有过去，阿Q还有代表的资格”。同时，李何林还特别选录了茅盾和郑振铎的文章，俩人都认为《呐喊》 “是最近数年来中国文坛上少见之作”，而“ 《阿Q正传》在中国近代文坛上的地位却是无比的，将来恐也将成世界最熟知的中国现代的代表作了”。为此李何林选择了两篇英文译作，来证明鲁迅及其小说的世界影响力，R.M.Bartlett在《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中认为“中国最有名的小说家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里的健将”，“他是一个天生的激进派，一个无所畏惧的批评家和讽刺家”，林语堂则在《鲁迅》中称赞其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批评家而且大约是少年中国之最风行的作者”。

最重要的是李何林选录了“与‘语丝派’一般人颇接近的”画室（冯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来定位鲁迅与革命的关系：

我觉得画室的《革命与知识阶级》，对于这一次中国文艺界所起的波动以及知识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上所处的地位，都下一个持平而中肯的论判，实在是一篇这一次论战的很公正的结语。

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指出“鲁迅是理性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实际上，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的智识阶级早一二年”，冯雪峰的结论是“革命有给与智识阶级的革命追随者以极少限度的闲暇，使他们多多渗透革命的策略与革命的精神的必要”。

显然，“革命追随者”即“革命同路人”是冯雪峰给予鲁迅的核心定位，据研究者指出，“俄语原文的‘Попутники’在当时的日语文献中有各种各样的译法: ‘同伴者’‘追伴者’‘追随者’或音译为‘波普多契基’。1927年3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昇曙梦著的《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中，译者冯雪峰将其写作‘革命追随派’‘追随主义’以及‘追随派’”。事实上，鲁迅本人不但也是苏俄“同路人”理论的重要译介者，而且他还在1928年发表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明确提出了“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的“革命同路人”观念。也正因此，李何林认为鲁迅加入左联“是他的思想的进步，并不是什么‘转变’。这也因为他根本没有反对过革命文学”。

四、《转变后的鲁迅》

与“共产革命鲁迅”

李何林和冯雪峰的看法，并非当时的普遍认识，因为鲁迅和创太二社起初论战激烈，后来却又突然和解成立了左联，所以这就让旁观者觉得突兀难解，社会上出现了三种关于鲁迅转变的负面说法，即“投降说” “名利说”和“打拉说”。

在这种背景下，左翼阵营的黎炎光于1931年出版了《转变后的鲁迅》，他选录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结束之后的1929年和1930年的27篇文章，试图塑造一个“共产革命鲁迅”的新形象，来公开回应社会各界的质疑。而这些质疑集中表现在下卷“反鲁派言论集”中，新月派一是讽刺鲁迅善变，“一个人，在军阀政府里可以做佥事，在思想界可以做权威，在文学界可以做左翼作家”；二是讽刺左翼阵营“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导致创作低劣，尤其是鲁迅在“硬译”“死译”，“我们要求给我们几部无产文学的作品读读。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

正是基于这些反对言论的存在，黎炎光编选了上卷“鲁迅近作及其辩答”。第一篇文章就是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编者试图以此文强调鲁迅先生转变了，他不但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还在讲话中公开批判了“右翼”，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第二篇文章是鲁迅的《我和〈语丝〉的始终》，此文意在回顾鲁迅的“五四”到左翼之路，通过《语丝》从北京到上海后的“消沉下去”，来暗示它所代表的五四思想革命“这力是属于往昔的了”，由此鲁迅加入左联也就成了应有之义。而鲁迅加入左翼阵营后的新态度，则表现在他和梁实秋的论战里，黎炎光选择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好政府主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等9篇文章，来表现鲁迅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革命斗争精神。这些选录的文章，也印证了黎炎光对鲁迅转变前后的两阶段判定：

自然，他在未转变以前，绝对不是旧势力的辩护士，而是旧势力之死对头，但是，在另一方面看来，他对于普罗阶级之革命运动，是带着一种讽刺而冷诮的态度在轻视着，这是毫无疑义的。他的这种表现，完全是他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的暴露。

鲁迅先生，自从转变以后，他即站在时代的最尖端，和着那广大的普罗群众，在一块儿呼喊打倒资本帝国主义，消灭一切压榨阶级，及反动势力。

而《转变后的鲁迅》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其实是中卷“拥鲁派言论集”，黎炎光编选了钱杏邨、郭沫若、冯雪峰等左联成员的文章，试图解释左翼阵营关于鲁迅态度转变的原因，并反击社会上的负面言论。作为创造社的代表，郭沫若公开声明不但“创造社的几个人并不曾‘将语丝派的几个人看成眼中钉’”，而且“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以前的‘鲁迅’所代表”的“一部分的社会意识”，“现在已由鲁迅先生的自我批判把它扬弃了。我们现在都同达了一个阶级，同立在了一个立场”。钱杏邨作为太阳社的核心，否认自己“改变了原有的态度”，认为“鲁迅的参加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完全不是谁个‘拉拢’的问题，而是意识的结合的问题，而是他的主张在目前和革命的集团是一致的关系”。正是基于“自我批判”的“扬弃”（即奥伏赫变）论，鲁迅的历史和转向动因得到了重新描述和解释，而这正是黎炎光强调的编选此书的目的： “鲁迅先生转变了，许多人如此说，自然这是一个事实。可是，他为什么要转变？换句话说，使他转变的是什么？这便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严重问题。”在黎炎光看来，促使鲁迅左转的根源并非来自鲁迅自身，而是“被着轰轰烈烈的革命势力把他熔炼出而成为一枝新的武器”，“时代的推移，有如巨炮惊雷，这逼得我们的鲁迅先生，又从‘坟’里跳了出来而开始新的生活了！这便是鲁迅先生为什么转变的唯一因子”。

正是从这个革命动力论出发，左翼阵营开始形成自己关于鲁迅转向解释的两阶段论：五四时期的鲁迅“站在革命的布尔乔亚的立场”，“积极的向封建势力进攻，成为最勇敢的革命战士”以及“文学界和思想界的权威者”，然而“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布尔乔亚完全反动了”，“鲁迅受了这封建势力复兴的打击，感到无限的悲痛；同时新的时代来临，他又不能去迅速站在新的立场，所以又受了重大的打击，鲁迅在这夹攻之中‘彷徨’起来了”，不过“鲁迅虽然受了无数的打击，然而他在痛恨封建势力这一点上的革命性仍未消失”，“于是他默然地投降于新时代了”。

“革命布尔乔亚—彷徨—左转新生”，这个新的鲁迅历史描述不但遮蔽了“国民革命鲁迅”的存在，也凸显了无产阶级转向的必然性，后来经过瞿秋白的概括，最终成为了鲁迅转向的经典定位。但是，《转变后的鲁迅》由于选文众多，实际也暗含着不同的声音，如于因在《鲁迅的投降问题》中认为“鲁迅并没有投降，也没有任何人来劝他或诱引他或攻击他来投降。他是整个纯正地感到在同一阶级上，应该联合战线向敌人的城垒攻击”，“诚如鲁迅自己说，并没有转换过。是的，他何尝转换过？他终是为革命文学而努力”，这个看法无疑更接近李何林和冯雪峰，由此也就让我们看到了左翼阵营内部的裂隙和张力关系。而在《转变后的鲁迅》所选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鲁迅本人也明确指出：

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

五、“一身四面”：

永远革命与联合战线

四本鲁迅论集塑造了四种鲁迅形象，以致出现了鲁迅“一身四面”的现象，而其根源无疑是内外因结合的产物。外因论非常明显，正是不同群体的特定建构诉求，让鲁迅形象的塑造变成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斗争或竞争的舞台”，不过，这种解读虽然能够呈现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力运作和话语博弈，但它关注的更多是鲁迅的影响传播，过于凸显当下性而丧失了历史感，从而和鲁迅自身脱节，得出“鲁迅之所以被利用，首先是政治学方面的问题，而与鲁迅思想本体研究关系不大”的结论，然后陷入多个鲁迅形象混战、各逐其是、相互为非的状态。所以我们有必要转向内因论，将思考的视域从“再生产”转向“生产”，探求多个鲁迅形象的出现与鲁迅自身的关系，进而考察决定其形象“变”（四面）与“不变”（一身）的深层结构机制。

实际上，鲁迅之所以会在1923-1930年间出现“一身四面”的现象，是因其从五四思想革命到20年代国民革命再到30年代共产革命的复杂参与，引发了整个社会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在黎炎光看来，这是一个“大革命的前夜正在来到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新旧时代交替”的过程中，鲁迅从一个五四时代的“小说家”变成了后五四时代的“思想界的权威者”，进而在新政治革命兴起之后，先是成为了国民革命“时代的战士”，后又成为共产革命时代的“左翼盟主”，也正因此，四个鲁迅时评论集选择了不同的鲁迅侧面，建构出了各自需要和试图传播的特定鲁迅形象。四张面孔，具于一身，就鲁迅而言，他一生何以能在思想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乃至之前的排满革命和辛亥革命等不同的革命之间自由穿梭，就成了一个让时人感到极为困惑的问题。

但在丸山升看来，这不过是一个伪问题，因为“鲁迅作为一位个体在面对整个革命时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学性的”，他一方面对内“不是将‘革命’作为观念，而是作为自身的欲求，换言之，即作为思想来把握”，另一方面对外“不把革命视为观念，而是将革命当作确实能开创现实的事业”，因此丸山升“将鲁迅的支点断定为对革命的期待”，正是从“革命精神”和“革命期待”出发，“我们说鲁迅‘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从进化到革命、或者从非革命到革命的变化，而是就他对中国革命、变革的承担者和实现过程的认识的变化而言”。显然，对鲁迅来说，现实中的各种革命不过是理想革命的形式，它们的前后更替只是变革的承担者和实现方式的变化，一旦不符合鲁迅“对革命的期待”，那他必然会转向新的革命。所以早在1925年，高长虹就观察到“鲁迅那时的政治思想还没有确定，凡是革命的，进步的，他都赞成。我曾问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意见，他说： ‘怕是对的吧！’”，而丸山升则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终点；只是因为它多少能给当时中国的现实带来改变的途径，因此逐渐地引起鲁迅的注目”。

事实上，鲁迅对自己加入左联后的身份理解，和左翼阵营的看法并不一致，后者理解的鲁迅左转是他否定过去、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飞跃，但在鲁迅眼中，马克思主义只是“救正我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而自己参加左联的实情是，“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在鲁迅看来，双方是“联合战线”的关系，自己在其中只是“横站”的位置。究其根源，是因为双方对革命的理解存在着差异：鲁迅眼中的“革命”其实是一个以进化论为支撑的“解放议程”，它既是一种历史意识，也是一种未来乌托邦，这实际是一种“大革命”，不但具有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全面多元性，还追求彻底和持久的变革，其背后是一种“永远革命”的精神。

显然，正是鲁迅的“大革命”哲学的存在，导致了鲁迅形象“变”（四面）与“不变”（一身）的出现，但是如果仔细看“小说家—思想界的权威者—时代的战士—左翼盟主”这些形象谱系，就会发现它们并非是随机的变化，而是既有一个从“文人”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的升级，也有一个从思想革命的“先驱者”变为政治革命的“同路人”的下降。这个双向的悖反过程，反映出鲁迅道路看起来是其自我选择的结果，似乎有着很强的主观能动性，但实际上仍被时代历史看不见的大手所控制，在其形象演变的背后有着值得探究的结构制约机制。

鲁迅之所以能在一个革命时代从“文人”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首先是因为1920年代初大革命兴起后，革命党提出了“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口号，认为“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正是这个联合战线策略的存在，给了鲁迅式文学激进知识阶级在革命中施展的空间，而他们也充分利用其文学的意识形态动员和批判功能，配合革命政党，占据了文化领导权，甚至创造了“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的“文学政治”模式。

但是，革命运动当时给予知识阶级的空间是有限的，它设定了先锋党和民众的主体性，不但否认知识阶级是一个阶级，而且将其肢解“分属于各社会阶级”，最终知识阶级变成了革命性犹疑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大革命的实际进程来看，知识阶级也不断暴露出自己的先天缺陷，它过于看重文化认同而轻视政治经济，不但和民众的现实诉求脱节，也总是因文化认同而陷入阶级分裂，最终逐渐让出了变革领导权，从“阶级”变成了“阶层”再变成了“分子”。所以，四个鲁迅形象的变迁只是鲁迅个人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背后实际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这是一个从“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思想革命时代新旧知识阶级分裂）到“绅士阶级的贰臣”（国民革命时代新知识阶级分裂）再到“革命家的诤友” （共产革命同路人）的过程。

正是基于对这个双向悖反过程的理解，1933年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试图超越此前的各种解读，重新回答“鲁迅是谁”的问题，他强调“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瞿秋白的做法，不但将看似随机的“一身四面”转换为两阶段的进化论，而且兼容了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主观能动和历史结构、同路人和共产革命，究其根源是他认为存在着一个不同于共产革命传统的“鲁迅革命传统”，但二者又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所以他说“鲁迅是莱莫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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